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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严打”/潘哲锋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1 23:43:46  浏览:836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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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严打”

潘哲锋


“严打”是严厉打击的简称,在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是一个使用极频繁的字眼。如某某地方针对某事开展“严打”运动或者是经过某次“严打”运动取得了如何的成绩等等在全国各家报刊上频频见到。对于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笔者总感到疑疑惑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下面就谈谈笔者的几点质疑。
一、“严打”是否符合我国的法制精神,是否与我国的《刑法》原则相悖。
我国如今提倡的是“依法治国”,凡事都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就是公安、法院、检察等执法机关同样不能例外。自1984年我国首次提出“严打”这概个概念开始,一直是公安机关的时尚名词。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相适应,而“严打”的宗旨是严厉打击,召开各种各样的公捕公判大会,对在“严打”期间破获的各类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及其具体犯罪事实规定有从重、从轻、减轻处理的情节,但是这些在从重从快处理的“严打”方针下基本上遭到抹杀。“严打”体现更多的是人治思想,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法制精神格格不入。
二、“严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
“严打“期间,普遍实行的是加重刑罚,与平常的打击犯罪分子的刑罚意识不同,导致量刑不均衡,造成适用法律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九八三年“严打”期间,为了体现从重从快原则,不少案件量刑过重,又将上诉期限缩短到三天。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过后又出现了大批减刑的浪潮。上诉期限的随意缩短,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利,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践踏,使法律失去应有的严肃性。“严打”一般来说时间都不长,在“严打”期间犯罪分子畏法蛰伏,待严打风潮过后又卷土重来,使“严打”过后的一段时间变成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持久稳定执法,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在执法上不能搞运动。
三、容易形成为“严打”而“严打”的不正之风。
对于那些在“严打”成绩突出的公安机关,政府会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在物质利益和虚荣心的双重驱使下,有的公安机关就会为了“严打”而“严打”,为了“政绩”而“严打”。
我们来看2001年中新社关于“严打”的一组数据:河南郑州市经过20多天奋战,共破案251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800余起,逮捕890余人,摧毁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42个;南宁4月份摧毁黑社会性质恶势力团伙188个,摧毁86个毒品犯罪团伙,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100多件;广东4月到8月共破获刑事案件6万余起,与严打前5个月相比增加22.4%,逮捕犯罪嫌疑人25000余人;浙江4月到6月破获刑事、经济犯罪案件3115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9876人。从这些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上我们不难看出,在严打期间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是江山一片红,战绩突出。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平时破案率不高,但在这“严打”期间破案率是直线飙升,有些沉积了好几年的旧案也破获了,其间是否有“猫腻”就不得而知了。任何一种运动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一面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严打”自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中取得成绩固然令人精神振奋,但深究一下,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几个疑问:1、在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喊警力缺乏,人手不够,破案力量不足,破案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下,为何在“严打”这段短时间内就能破获如此多的治安刑事案件?平时那些公安机关又在做些什么呢?2、如此多的犯罪活动以前是如何在公安机关的眼皮底下存在,又是如何在“严打”中被发现的?3、某些拖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陈年积案又是如何在“严打”期间被破获的?在“严打”以前难道就找不到一点线索吗?为何不积极寻找线索? 4、短时间内如此大量的的治安、刑事案件是采用种手段破获的?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多少是靠刑讯逼供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 5、有没有好大喜功谎报成绩的?
为此,笔者认为,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本意是好,但于实践并不可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能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对整个执法、审判体系及它们的工作规律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严打”过程中极易形成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为了政治利益而“严打”,捞取政治资本的不正之风,同时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也是“刑讯逼供”滋生的温床,人治思想极为严重。所以“严打”既有悖于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也难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浙江省天台县 潘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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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相关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李 彦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这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当前新形势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是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的一个核心,就不会有我们事业的胜利。但是,我们党并非天生就具有这种作为领导核心的力量和作用,党发挥其力量和作用的前提是它必须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先进性是我们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我们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才能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是新世纪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在新世纪中,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服从并服务于工作大局。作为党风廉政建设也不例外。在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明确的,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时常遇到来自党的作风和腐败现象的等方面的阻力,有的甚至比较严重。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克服各种不良作风,坚决反对腐败,以改革的精神做好党风廉政建设。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是新时期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执政时间越长,越需要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需要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得民心者得天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核心问题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我们党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保持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真正把党的群众路线维护好、坚持好、发扬好。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既有许多紧迫的工作要做,又必须进行长期的不懈努力。制度和体制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为此,我从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的角度,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做以下几点思考:
1、建立和完善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从计划经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伟大变革,但是,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带来的是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对权力的分解和科学配置取法相应的措施,以至有的人事权、财产审批权与调拨权相对集中,且缺乏相应的监督检查。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正在改革,也收到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种权力配置的不科学、不合理,特别是当权力配置出现严重缺陷时,在行使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背离主旨的现象,权力被无休止地滥用,出于某种私利而专权、越权;官僚主义、独断专行。进而腐败滋长蔓延盛行不可避免,而且是连锁反应,恶性循环。
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是权力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限定当权者必须依法行政、防止腐败的关键。科学配置权力,采取适度分权的措施,一是要使各种权力处于合理的分布状态,各自能够实现效能最大化,且各种权力之间彼此能够相互协调、相互制衡。二是要适度确定某种权力的自身界限,明确限定某种权力可以在什么范围内、什么层次上行使,超出了这个范围、层次就是违背原则。在权力合理配置、限定领导者权限,防止腐败发生的措施方面中央都有一些相应的规定。比如,1996年中纪委第六次全会经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凡属于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规定,就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界限的一种具体界定。十六大则进一步强调提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再比如:在我国有些地方已经试行在政府内部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的原则对行政权力的布局分配、使用范围、权限划分、运行程序及制衡关系作了规定。
科学配置权力或完善权力配置,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能够促使领导者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最大的作用。
2、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制度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可靠保证,而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于严格执行责任追究的规定。这是制度具有严肃性、威慑性的原因所在,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因此,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廉政建设领导责任追究制度。目前,在我国的廉政建设中,对腐败行为的追究基本上只是追究当事人,而几乎从不追究当事人领导的责任;只强调领导干部自身要廉洁自律,而忽视了领导对该组织的廉政进行管治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只有廉政的个人负责制,而没有建立廉政领导责任制,许多领导干部对组织的廉政建设没有给予高度重视。领导责任制是一种责任连带制度,领导责任制愈健全,则腐败蔓延的条件愈差;反之,领导责任制愈不健全,则腐败现象蔓延的条件愈好。廉政建设领导责任制的缺位,使廉政建设得不到领导干部得高度重视,这是我国廉政建设长期见效不大的重要原因。
2)领导干部用人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江泽民在中纪委四次全会讲话中郑重指出:“对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干部政策、不按规定行事造成失误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实行责任追究,是指对负有用人失误的组织和个人给予相应的惩戒。在明确用人失误标准的基础上,对推荐失误、考察失误和任用失误分别作出处罚。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用人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必须坚持权责统一、违规必究、客观公正的原则,同时,还必须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保障机制。比如: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立干部选拔任用举报制度;组织人事部门与执纪执法部门联系通报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报告制度等等。
3)领导干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为了促进领导干部慎重用权,正确决策,避免失误,减少损失,亟待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用制度的形式,把决策者的个人责任明晰化、制度化,以此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慎用决策权,排除个人主观意志和外界干扰,努力避免决策失误,从而不断提高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3、建立和完善有效监督机制,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环节。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权利滥用和权力腐败。加强群众对无产阶级政党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公仆必须毫不例外地接受主人的监督。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的监督看作是共产党跳出“人亡政息”周期律,使政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开创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新路子。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监督思想。他认为执政党必须接受监督,特别是接受群众监督。
借鉴国外廉政方面的监督制约机制,结合我国实际,对党员领导干部实施全方位的监督,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
第一,必须强化上级监督机制。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目前较为有效的一种监督方式。因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方式符合现行干部管理体制。按照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上级管理下级,上级监督下级,既是上级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也更具有监督的权威性。
第二,必须强化党政内部监督机制。十六大报告指出:“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政内部监督机制,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其一是对决策权实施监督的机制。要按照十六大要求,完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策规则和程序。要对已有的党政内部有关决策和监督机制进行程序性的补充、修订和完善,便于实施有效监督;其二是对执行权实施监督的机制。对执行权的监督重点应突出对重要领域、重要部门的监督机制建设。比如,司法、财政税务、国土、金融、干部人事等。
第三,必须强化专职机关监督。组织部门的监督,纪检部门的监督,督察部门的监督,要加强联系,互相沟通,密切配合。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专职机关要摆脱权力干预,人情干预,加大查处力度。
第四,必须强化群众监督。据资料显示,目前查处的腐败案件,有60%来自群众举报。为此,要为人民实施有效监督,拓宽各种渠道,创造客观条件。比如: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务重大事项公开制度;重大决策公开咨询、听政、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公开述职述廉、民意测评、民主考核制度;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的选举要引入竞争机制,真正把那些政治素质高、民主意识强、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代表选出来,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
第五,必须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新闻舆论监督,既鞭挞腐败丑恶现象,又为社会公众参与反腐败提供重要途径,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社会氛围。
4、建立和完善干部教育机制,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党风廉政建设中,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教育是万万不能的。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手中权力的不断扩大,人们会不断增加对“物”的占有欲。并有可能追求最大化。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任何人的腐化堕落,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其根子还在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思想出了问题。如果不从思想意识上加强防范,再科学的制度,再严格的监督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形势发展变化,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也不断地提出新要求。所以,在完善权力配置,责任追究制度和强化监督机制的前提下,要不断完善领导干部教育机制,通过教育,不断使领导干部提高认识,改造思想。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王春胜


  随着我国政府对农业补贴力度的加大,在广大农民获得实惠的同时,也使一些以前被掩盖起来的农村土地承包中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从而使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从这些案件中体现出的农村土地承包中所存在的法律性、制度性、政策性、社会性等深层次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存在的问题
  发包方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在发包土地的过程中存在的许多不规范行为是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历史原因。发包主体将土地拨付农户耕种却不与农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使农户承包土地后,承包土地被他人占用,维权时无直接、有效证据。
  2.户口原因。农户承包土地后,即搬迁到城市中居住生活,并将户口由农户转为非农户,但仍耕种原承包土地,土地被占用后,原农户仍以其农户身份主张权利。
  3.“空头”合同。因土地已被其他农户承包完毕,而此无地农户依法律规定又享有相应的承包权,发包方不得不在没有土地可供发包的情况下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农户实际无法得到土地。
  4.户口问题。许多农户是外地移民,搬迁过来的农户户口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部分移民过来的农户又搬回老家。发包方认为这类农户不属于按其自行定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范围,故不享有土地承包权。为此,既不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又不拨付其土地。
5.发包权不明。由村内的两个以上的村民小组发包土地,而由村委会出面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若出现纠纷,则村民小组把责任推向村委会,村委会又把责任推向村民小组,形成扯皮推诿的状况。
  二、解决问题的办法与策略
  (一)完善土地管理,维护农户合法权益
  建议地方政府督促村委会及村民小组,对无争议的土地在维持现有土地状况的情况下,尽快与农户补签土地承包合同,以防止现有无争议土地变为争议土地。对有争议的土地,建议通过调解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确定权属。对搬迁入城市居住的且已转入非农户的,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收回土地,分给已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仍未取得土地的农户。
  (二)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法律责任
  产生上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土地承包法》法理性、制度性条款的设置和表述中所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因此,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显得尤为重要。建议及时启动法律的修改程序时,通过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作出相应的修改或对其中的部分规定作出司法解释。具体如对发包方为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的承包合同中的发包方在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发包方不论是谁都能在诉讼中承担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明确土地管辖权,规范政府职能作用
  政府部门之间应该规范政府职能,及时做好相关土地移交手续,界定土地归属权,避免产生纠纷后,部门之间因权限不明相互推诿,规避责任。
  (四)开展法制宣传,提高群众法制意识
  基层法庭要积极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开展巡回审理,坚持送法上门,向村委会及人民群众输送法律知识,提高农村土地承包活动的规范性,增强他们走依法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的能力,保证土地生产顺利进行。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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