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捕公判大会应当禁绝/尹振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10:23:52 浏览: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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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捕公判大会应当禁绝
尹振国
目前，不时有一些关于某地司法机关举行公捕公判大会的报道见诸报端，如《邵阳公判死刑犯被罚跪》、《温州65名犯罪嫌疑人广场示众惹争议》、《山西临汾举行12•5重大瓦斯爆炸案公判大会》等。公捕公判大会是公检法机关在公众场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逮捕、刑拘和判决的群众大会，其目的在于威慑犯罪和宣传法制。事实上，这种“杀鸡儆猴”的方式不仅不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还有悖现代法治精神，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因此，公捕公判大会应当禁绝。
公捕公判大会有侵犯人权之嫌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人权应当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文规定：被告人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者宣传；应准穿着自己的服装。公捕公判大会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及其“罪行”强制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这是对他们名誉权的一种公然侵犯和人格的公然贬损。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1988年《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明确指出：务必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这里虽禁止的是“游街示众”，但是“游街示众”和公捕公判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示众”），有的只是侮辱的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公捕公判大会不仅有侵犯人权之嫌，而且有违公正、平等、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
公捕公判大会有悖“无罪推定”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公捕公判大会在公众场合大张旗鼓地宣传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罪行”，在场围观的人民群众误以为他们是犯罪分子，这等于在事实上给他们定罪了。要知道，犯罪嫌疑人只是涉嫌犯罪的人，还不是犯罪分子，他完全可能是无辜的。即使是刑事被告人被公判，他也可能被二审或者再审改判为无罪。如果将无罪的人“示众”，不仅是对他的人格的侮辱，而且是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损伤。
公捕公判大会不利于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重刑轻民”传统法律文化，人一旦犯罪，便被贴上“罪犯”的标签，成为终身的耻辱。公捕公判大会会使犯罪分子的罪行广为人知，会使犯罪分子亲属受到羞辱，这是对他们名誉权的一种侵犯。这种侵犯很容易使犯罪分子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被侮辱感，导致他们自暴自弃，甚至报复社会，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不利于他们回归社会。刑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公捕公判大会显然背离教育和改造的目的。
公捕公判大会难以获得遏制犯罪的效果
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有言：“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刑罚）威吓的程度和犯罪率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今中国治安形势严峻，有着复杂社会原因和深刻的时代背景。“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我们不去检讨我们社会政策中的失误和执法中的疏漏，反而将治安形势恶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犯罪人，以“铁腕”治理犯罪，这是不公正的。司法是理性的，公捕公判大会是典型“广场司法”，会空费司法资源，使国民误以为违法犯罪的人可以侮辱，助长国民的以暴制暴的心态，不利于理性、宽容国民性格的养成，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
尹振国
目前，不时有一些关于某地司法机关举行公捕公判大会的报道见诸报端，如《邵阳公判死刑犯被罚跪》、《温州65名犯罪嫌疑人广场示众惹争议》、《山西临汾举行12•5重大瓦斯爆炸案公判大会》等。公捕公判大会是公检法机关在公众场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逮捕、刑拘和判决的群众大会，其目的在于威慑犯罪和宣传法制。事实上，这种“杀鸡儆猴”的方式不仅不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还有悖现代法治精神，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因此，公捕公判大会应当禁绝。
公捕公判大会有侵犯人权之嫌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人权应当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文规定：被告人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者宣传；应准穿着自己的服装。公捕公判大会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及其“罪行”强制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这是对他们名誉权的一种公然侵犯和人格的公然贬损。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1988年《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明确指出：务必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这里虽禁止的是“游街示众”，但是“游街示众”和公捕公判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示众”），有的只是侮辱的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公捕公判大会不仅有侵犯人权之嫌，而且有违公正、平等、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
公捕公判大会有悖“无罪推定”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公捕公判大会在公众场合大张旗鼓地宣传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罪行”，在场围观的人民群众误以为他们是犯罪分子，这等于在事实上给他们定罪了。要知道，犯罪嫌疑人只是涉嫌犯罪的人，还不是犯罪分子，他完全可能是无辜的。即使是刑事被告人被公判，他也可能被二审或者再审改判为无罪。如果将无罪的人“示众”，不仅是对他的人格的侮辱，而且是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损伤。
公捕公判大会不利于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重刑轻民”传统法律文化，人一旦犯罪，便被贴上“罪犯”的标签，成为终身的耻辱。公捕公判大会会使犯罪分子的罪行广为人知，会使犯罪分子亲属受到羞辱，这是对他们名誉权的一种侵犯。这种侵犯很容易使犯罪分子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被侮辱感，导致他们自暴自弃，甚至报复社会，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不利于他们回归社会。刑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公捕公判大会显然背离教育和改造的目的。
公捕公判大会难以获得遏制犯罪的效果
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有言：“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刑罚）威吓的程度和犯罪率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今中国治安形势严峻，有着复杂社会原因和深刻的时代背景。“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我们不去检讨我们社会政策中的失误和执法中的疏漏，反而将治安形势恶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犯罪人，以“铁腕”治理犯罪，这是不公正的。司法是理性的，公捕公判大会是典型“广场司法”，会空费司法资源，使国民误以为违法犯罪的人可以侮辱，助长国民的以暴制暴的心态，不利于理性、宽容国民性格的养成，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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