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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


绍兴市殡葬管理规定

绍兴市人民政府令第10号


　　现发布《绍兴市殡葬管理规定》，自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绍兴市市长 纪根立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绍兴市殡葬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积极推行殡葬改革，破除旧的丧葬习俗，提倡节俭文明办丧事，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浙江省殡葬管理实施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民政部门是本市负责殡葬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市殡葬事业管理所是市区具体负责殡葬工作的管理机构。各县(市)民政部门负责其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公安、工商、城建、卫生、土管、林业、交通等部门应根据其各自职责，配合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三条 划定越城区行政区域为全面实行火葬的区域，自1996年11月1日零时起施行。其他各县(市)的火葬区域由各县(市)人民政府根据《绍兴市殡葬改革“九五”规划》另行确定。凡户口在火葬区域内的村民、居民(含蓝印户口)及外来人员在火葬区域内死亡后，遗体一律火葬。
　　第四条 人员死亡后，遗体应当在３天内送入殡仪馆安排火化，不得借故拖延。遗体火化应有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公安机关或医院出具的证明。
　　第五条 人员在医院死亡的，由医院通知殡仪馆接收遗体，不得擅自将遗体交给死者亲属处理。医院工作人员擅自同意或默许将应当火葬的遗体运出搞土葬的，由卫生部门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露尸、腐尸、死刑犯尸体由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通知殡葬管理机构处理。
　　因患传染病死亡或者已经腐烂的尸体，由卫生防疫部门消毒后立即火化。死因不明或无人认领的尸体，必须经公安机关检验出具证明后方可火化。
　　第六条 在实行火葬的区域，不行以任何借口搞土葬；私自土葬的，由死者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死者亲属将土葬尸体起棺火化，拒不起葬火化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起葬火化，一切费用由死者亲属承担。严禁将骨灰入棺土葬，拒不执行的，将依法对直接责任者予以处理。已土葬的起葬尸体由殡葬管理机构负责火化，火化后骨灰超过３个月无人认领的，由殡葬管理机构按无主骨灰予以处理。
　　在实行火葬的区域，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交通工具外运尸体，违者由民政、公安、交通部门依法处理。
　　第七条 在实行火葬的区域，凡享受丧葬费、抚恤费、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及其他费用待遇的人员死亡后，其亲属凭殡葬管理机构的火化证明领取丧葬费及其他费用。经费发放部门一律凭火化证明发放；无证发放的，应追究发放部门领导的责任。
　　人员死亡后，其亲属应在１个月内凭火化证明向户口所在地机关注销户口。
　　第八条 除殡葬工作管理机构及经民政部门批准的单位外，严禁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尸体冷藏、火化、骨灰存放等活动，违者由民政部门进行处理。
　　第九条 尸体火化后，骨灰盒可寄存在殡仪馆或安放到骨灰公墓内，农村地区还可集中存放在乡(镇)或村骨灰纪念堂。
　　第十条 禁止占用耕地(包括承包责任田和自留地)建造坟墓，严禁在名胜古迹、文物保护区、风景区、水库、海塘、堤坝、铁路和公路两侧葬坟；上述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革命烈士墓、知名人士墓和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外，当地政府要作出规划，分期分批限期迁移或平毁。
　　第十一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少数民族人员死亡后，经市民族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市民政部门审核，可以按本民族习俗举行丧葬；愿意实行火葬的，他人不得干涉。
　　华侨、外籍华人以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在火葬区域内去世或在外去世后要求回内地安葬的，由侨办、台办、民政部门共同协商，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出租、转让、买卖墓地墓穴，违者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处理。禁止恢复或建立宗族墓地。因国家建设或农田基本建设需要迁移或平毁的坟墓，不准返迁或重建。
　　第十三条 尚未建立殡仪馆的县（市），应创造条件尽快建造。暂缓推行火葬的地区，要搞好土葬改革，禁止乱葬乱埋。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本着有利于发展生产、节约用地、文明节俭、方便群众的原则，利用荒山瘠地规划土葬墓地。土葬墓穴占地面积每穴不得超过３平方米，并实行绿化覆盖。
　　第十四条 兴办公益性公墓，由当地村民委员会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县（市）民政部门审核，市民政部门同意后，报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公益性公墓不得擅自改变为经营性公墓，并应接受殡葬管理机构的监督、指导。
　　兴办经营性公墓，由县（市）民政部门会同土地管理等部门进行规划，经市民政局审核，报省民政厅批准。经营性公墓由殡葬管理机构直接兴办，也可与乡（镇）人民政府联办。现有经营性公墓需要保留的，应新办理审批手续。禁止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兴办经营性公墓，违者应予取缔。
　　第十五条 办理丧事应当节俭、文明、不出大殡，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得有损害公物、污染环境卫生、妨碍公共秩序、影响生产、生活和公共安全的行为。
　　第十六条 加强对丧葬用品生产、销售的管理。凡生产、销售丧葬用品的，必须经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登记后，方可生产经营。在实行火葬的地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经营棺木及丧葬迷信用品，违者由民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已开办的生产和经营丧葬用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１个月内，向所在地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民政部门审查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重新核准登记。
　　第十七条 对利用丧事搞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骗取钱财或殴打、侮辱、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殡葬改革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并纳入政府工作考核目标。各级领导、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引导广大群众移风易俗，自觉执行本规定。
　　第十九条 违反殡葬改革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文明家庭户。
　　第二十条 全社会都应尊重和支持殡葬工作人员的工作。对歧视殡葬工作的，有关部门应予以批评教育。对侵犯殡葬工作人员人身权利的，有关部门应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殡葬管理机构应加强管理，完善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群众需要，禁止收取财物，敲诈勒索。违者由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予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０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绍兴殡葬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挪用“未还”问题探讨

□陈世炎 黄任泉


【关键词 】 挪用行为 超过三个月 案发前 未还 归还
【内容提要】挪用案件侵犯了财产的使用权，由于理论界对如何理解挪用“超过三个月未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较难把握，本文对比不同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提出挪用行为应当始于公款或单位的资金被犯罪嫌疑人挪作他用即由原来的单位使用改变为个人私用，而终于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只要案发前犯罪的形态没有改变，就不应以其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对案发后未还的时间仍应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

近日，在研究一起挪用资金案件诉与不诉的问题时，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案情是这样的：2002年6月份，胡某受聘一供电所电工，负责该供电所辖区一村的用电安全、抄表及收费工作。期间,胡某先后将所收的电费用于个人购房等。经供电所财务与胡某核对，截至2003年3月底，由胡某经手收取应缴但未缴给供电所的电费115000元。随后，胡某外出失去联系，供电所人员多次找其未果。2003年6月中旬，胡某电话委托其妹将房子卖出后归还供电所55000元。2003年9月24日，供电所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04年1月2日决定立案侦查。2004年3月15日，公安机关向胡某的妻子提取剩余的赃款60000元。
虽然 1997年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6日颁布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但是，无论是刑法理论还是刑事实务，仍一直在沿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11月6日颁布的确《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特别是对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中的“超过三个月未还”应作如何理解存在众多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两高解答中“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行为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应为案发时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时，只有在此前挪用未还的时间才能计入挪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时间，而此后未还的时间应属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对其追缴赃款的时间，不应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持这一观点的人直接引用两高解答,未对其条文前后的语义予以全面而必要的理解。按这一观点，胡某虽有利用经手收取电费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电费挪归个人使用的行为，至2003年3月底供电所与其核对发现而案发，但其在2003年3月前从何时开始挪用，至案发时即2003年3月底前“未还”的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无法查清，全案确实难以认定，应作存疑不起诉。
第二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时间后限，“是指从挪用时到被追查，时间已超过三个月”。挪用案发后未必就立即被有关部门追查，以时间期限计算，“案发前”不等于“追查前”。如果将时间后限限制在“案发前”，则“案发后”至“追查前”这段时间呈现空档，这段时间归还所挪用公款的行为无法适用法律①。持这一观点的人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被追查时，但因对何时为追查时，以谁为追查主体没有明确，实践中仍难以把握。如本案，如果以供电所发现并追讨为追查时即2003年3月底，则无论胡某是否归还其行为都难以认定为犯罪应作存疑不起诉；而如果以司法机关的立案侦查为追查时即2004年1月2日，则对胡某挪用的115000元应全部认定为犯罪并起诉。这种以追查时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在实践中随意性很大，会出现供电所越早报案公安机关越早立案侦查胡某越有可能在不归还的情况下不构成犯罪的现象。
第三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立法规定表明，挪用公款在三个月期限内已退还的，不构成犯罪。但是只要行为人挪用公款未还，期限超过三个月的，就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至于未还期限超过三个月以后，挪用人还与不还，自愿还与强制还，已不是罪与非罪的法定界限，而是量刑问题了②。持这一观点的人显然没有将行为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案发时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时，而是以挪用行为人实际归还的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依据这一观点，胡某在2003年3月底前已经利用自己经手收取电费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电费115000元挪归个人使用，尽管挪用的起始时间无法查清，但至少可以从供电所财务与其核对时即从2003年3月底开始计算。除2003年6月中旬委托其妹将房子卖出后归还的55000元确实无法查明并证实其被挪用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未还，可作存疑不起诉以外。对于其余至2004年3月15日才归还的60000元，应认定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并应予以起诉。
第四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的“未还”，是指一审宣判前未还③。这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将“追查前”的时间明确在一审宣判前而已，这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相同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以有罪起诉而法院作无罪判决的矛盾。根据这一观点，本案在公安机关向胡某的妻子提取剩余的赃款60000元后，应视为在一审宣判前归还，对胡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
对比上述四种观点不难看到，对于同一案件事实用不同的理论去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在实践中容易造成执法上的混乱。有必要对挪用“未还”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重新的审视并给予必要的明确。在上述不同观点中，笔者赞同以实际归还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时间的观点，理由是：
第一，挪用行为侵害了财物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其权能从财物被挪用时起即告丧失，至归还时恢复。
“挪用”，按字面解释，“挪”即移动，“用”指使用，“挪用”就是指移作他用，即改变事物的本来用途，转移作其他用途。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把原定用于某方面的钱移到别的方面来用；二是私自用（公家的钱）④。挪用罪中的挪用，正如以上所述，从立法原意、该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体例及其侵害的客体三个层面来看，其含义是私自用（公家的钱）。而“还”也有两层含义，一是返回原来的地方或恢复原来的状态；二是把借来的钱或物还给原主⑤。未还有三种情况，一是因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而造成未还；二是因行为人的主观过失，而造成未还；三是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造成的未还。但无论上述何种原因造成的未还，只要挪用人实施了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退还的行为时，即视为“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挪用行为⑥。三个月是衡量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时间标准。只要超过三个月并在三个月内未还的，即可构成犯罪⑦。挪用罪因是私自用（公家的钱）不存在借，“还”在条文中只能作恢复原来的状态的理解。因此，“挪用公款或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其挪用行为应当始于公款或单位的资金被犯罪嫌疑人挪作他用即由原来的单位使用改变为个人私用，而终于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只要这一时间跨度超过三个月就应认定挪用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第二、挪用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继续犯的一种，犯罪终止的时间应为归还的时间。
挪用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继续状态，具有行为的单一性、时间的持续性和客体的统一性，符合继续犯的特征⑧。犯罪的形态始终都处于不间断的状态即被挪用的公款或资金从一开始就一直处在被犯罪嫌疑人控制并使用的状态，并未因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的发现而改变，侵害行为也没有因为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的发现而停止侵害，其犯罪的形态只有在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或者是被挪用的资金〈在这里仅指独资企业〉虽未归还但得到了所有权人的同意由先前的挪用行为转化为欠款债务的情况下才改变，如某个体私营公司驻省外的业务代表许某，将平时收取的货款挪用，至年终结帐时仍有65000元无法归还，公司总经理考虑到许某的业务能力，允许其欠款并分期归还，在这种情况下，许某挪用的犯罪形态得以改变。因此，第一种观点以案发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的终止时间，将案发前的未还的时间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而将案发后实际还未还的时间归属于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追缴赃款的时间不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显然不符合刑法关于继续犯的理论。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同属继续犯中的非法拘禁案，是否同样也可以将案发后公安机关解救人质的时间不计入非法拘禁的时间，这值得商榷。
第三、以归还的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利于对国有或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
正如前述，挪用行为一旦实施对财物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的侵害即告开始，至归还时才恢复。挪用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其侵害的时间越长，社会危害性越大，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当越重。而且，如果不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实际归还的时间，在实践中还会出现挪用行为人只要在三个月内将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的行为主动向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报告，则其挪用行为无论持续多久,也无论最终是否归还，永远都无法受到刑法的追究等规避法律的现象。这将造成很大的司法漏洞，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不利于对国有或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如：李某系某机关财务科长，2003年3月25日，应其朋友运输个体户朱某的请求，将其保管的帐外资金120000元私自借给朱某建房，朱某承诺两个月内归还，后因朱某的运输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朱某被刑事拘留并被判赔偿20万元，朱某之妻向李某表示暂无法归还120000元，同年6月15日，李某将自己挪用公款的事情向单位的领导交代并表示会尽快还上，单位领导责令其立即归还，同年6月20日因群众举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但李某至今都未归还。
第四，对刑法司法解释条文的理解应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超出刑法立法原意,但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的含义，这是合法性原则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具体要求⑨。而刑法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要合乎法理、人伦常理和社会发展需要之理⑩。对两高解答的理解同样应在这两个原则的框架内进行。
首先，无论是刑法条文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未明确将挪用行为的终止时间界定在案发前〈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因此，不应直接就将两高解答中所称的案发前定义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
其次，两高解答是针对“挪用公款罪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在处理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所作的解答，其解答的前提条件是“有罪应如何处理”而不是“如何认定挪用公款罪”，结合该条文前后的语句对其含义应作“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同样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情况下，在案发前是否归还是处理和不处理的关键，案发前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处理，案发前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不处理。而不能作“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超过三个月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未超过三个月未还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案发后未还的时间不计入挪用的时间”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罪与非罪的理解，显然曲解了两高解答的应有之意，并且，对两高解答作此理解其结果会造成如前述的司法漏洞，也违反了刑法司法解释合理性之原则。
再次，高法解释与两高解答存在明显的区别：⑴、两高解答是针对“挪用公款罪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在‘处理’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所作的解答，而高法解释是针对“挪用公款罪，应区分三种不同情况予以‘认定’”的解释；⑵、两高解答“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而高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给国家、集体造成的利息损失应予追缴”。“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因此，从高法解释中可以明确得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未超过三个月归还，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超过三个月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和“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三种涵盖挪用公款归个使用，数额较大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全部情形的结论。显然，高法在解释挪用公款罪的认定时没有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案发前，只将案发前是否归还作为量刑的情节而不再作为定罪的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只能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对两高解答和高法解释作出正确的理解和适用。


①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新罪评释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 年版，第816页
②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③参见卢铁峰编著：《重点新罪名适用精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④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939页
⑤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549、472页
⑥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页
⑦参见张穹主编：《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精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⑧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49--651页
⑨参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⑩参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