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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的衡平

李鹏1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下，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既符合我们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制度范式,即要注重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仍存在着被害人权利的众多缺失之处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具体应赋予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创造一个良好的范式，给予被害人有力法律救济，彰显法律之正义价值。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缺失，矫正
The native resources foundation and rule of law
——On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pertaining
to correct Criminal victims’ rights imperfection

LI P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although is clear and define the victims in the party concerned and give them a series of rights, but still exists a demand lawmaking of numerous imperfections of the victims’ rights take into perfect. We must construct or purchase a kind of system type matching our n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dvanced theories frame prop up , then make a point of solution of China own problems. The victims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claim national compensation in a specific way, the natural person can request for spirit indemnity, The victims can separate supplementary civil case in court in pertaining to crime .we should create a good type of legal system, give the victims relief and show the justice value of the law.

Key words: the victim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mperfection rights; correct

一、 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维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日见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它使正义的天平得以平衡。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重点是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而今后应赋予被害人平等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1] 从本质上来说,公正不应偏爱任何一方,原告和被告都不应受到过度的青睐或冷遇,诉讼双方应维系在均衡状态。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后，提高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地位，但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仍有多处缺失，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安抚和平息被害人心理，衡平保护被害人权利，稳定社会秩序，确立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话语体系及环境下，如何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制度，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我们不能仅仅从逻辑上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而不加以法律的实证分析与考量，我们也不能把外国的现成制度直接移植到我国，而不考虑制度生存需要的土壤和气候，从而结出制度异化之果。我国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及矫正也需要认真研究我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建构一种新的良好的制度范式。

二、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缺失

1、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的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并把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与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2]这一范畴为各人应得的归于个人的原则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中的运用指出了主要的检验领域。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权利,更破坏了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减轻被害人的痛苦，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正义的应有之意。同时国家没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的发生，保护公民合法利益，国家应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补偿责任。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损害的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 以公共基金的形式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物质弥补的方式。有关犯罪被害人补偿的对象、范围、原则、机构及补偿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总和就是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它最早起源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汉穆拉比法典。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瑞典、德国都已经建立并日益完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该项制度建立的前提在于被害人遭受非法侵害而处于不利地位而被告人补偿能力又明显不足的情况，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给予被害人公共援助和有效救济，调节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状态,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障被害人的人权。我国目前对此规定仍处于真空状态，相当多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处获得足够赔偿，法律的矫正正义价值难以显现，公平、正义和秩序等代表全社会的进步和全人类的福祉的理念也无法彰显。
2、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的缺失
从本原意义上讲或从理想模式上说，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是一体的，即是同一价值形态。如波纳斯所宣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效益。”[3] “为寻求二者（正义与效益）协调，有时候为了效率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要牺牲一些效率。”[4] 张文显教授指出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5] 程序的经济性与正义性二者不可偏废，一个良好的刑事诉讼制度必须在正义和效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程序的经济性毕竟属于刑事审判程序的次级价值。因此，对程序经济的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牺牲程序的正义为代价。“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限制的。”[6] 这里应该遵循正义优先原则。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立使得国家公权力介入到民事诉讼中，运用国家强大的追诉武器和惩罚犯罪机制，给被害人有力的公力救济，维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降低了诉讼的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避免由于分别适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而做出不同判决，但一切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是一把双刃剑，国家公权力的色彩过于浓厚，制度设计过于倾斜国家利益的保护，制止和打击犯罪占据了主要话语地位，被害人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得到忽略。而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不能相互取代，民事责任更趋于受损一方民事利益的维护，更能救济被害人的利益。随着公民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视角也更加关注自身受损民事权益能否迅速恢复和补偿，能否使被破坏的正义及时得到矫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完全受制于刑事诉讼，成为其附属品，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和精神。被害人没有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进行适当分离的权利，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往往不能得到完全充分的保障，与司法救济的合理性相去甚远。而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平行模式还是法国为代表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其体现共性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对独立的关系。在我国两者关系过于紧密的情况下，在一些特定的民事权利救济领域出现盲区。例如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等原因长期不归案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无法进行，民事诉讼也由于其依附性而无法提起，此时被害人困难急需医疗等费用，需要民事的迅速救济，但却无法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明显不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对其明显构成非正义。因此应赋予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在法定情况下有权将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予以分离，作为原则之例外，以收刚柔并济之效。
3、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阙如
被告人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和多样化，恶劣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自然人心灵和肉体双重伤害，如故意伤害、杀人、侮辱妇女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人格权，这种伤害甚至会终其一生，被害自然人精神上遭受痛苦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受到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遭受精神损害却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举轻以明重”原理，立法者将某一违法情节较轻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则违法情节较重的行为无须表明即被定为侵权行为。而我国立法将因侵权情节较轻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严重侵权行为却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明显违背法律原理和法律公平正义的本性，也不利于被害人利益的维护。对比国外的立法，《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凡是应予起诉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全部损失包括物品身体精神损失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与公诉同时一并向同一法庭提起。

三、刑事诉讼被害人缺失权利的矫正

中国现代化法治不可能是一套精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7]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可欲的结果，要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法治，要注意到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各种知识谱系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本土资源构架出一种新的良好的被害人权利矫正的范式。
1、 刑事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的架构
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在其内在地体现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理念时,才是一种理性的法律制度。“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在罗马历史的早期,西塞罗曾把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首先考虑我国的本土状况，给予每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显然无法实现。首先是资金的建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筹集，可以考虑通过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被告人罚金等建立。补偿对象一般为自然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到严重侵害且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补偿条件可以限定为被害人无明显过错、身体或精神受到重大伤害，被害人无法获得足额赔偿。[8]可以考虑在法院建立专门的国家补偿中心，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申请将其材料提交给该中心，由该中心依照法定条件进行审核，对于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刑事被害人给予相应补偿。补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损失、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补偿申请不应当单一限定为刑事诉讼被告判决确定有罪后，只要被害人能够证明自己受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可以考虑在被害人提出国家赔偿要求获得解决前，先行向被害人提供部分应急贷款和部分费用。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考虑责任大小，体现人道主义。国家通过给予犯罪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2、刑事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的架构
应当尊重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保持附带民事诉讼的适当独立品格。在法定的某些情况下允许被害人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缺席审理。《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70条规定：“如果被告人未能捕获，或未到庭，应该缺席审判。”[9]笔者初步设想以下情况在刑事案件中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一审法院没有对民事赔偿请求予以审理；被害人撤消附带民事诉讼后，刑事诉讼结束后又请求民事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生效后被告就持续性损害提出赔偿请求；附带民事诉讼没有全部赔偿或未弥补全部损失的；刑事判决无罪后，被害人又请求民事赔偿的；被害人民事权益急需救济而刑事案件过于迟缓的；共同犯罪案件审理中，个别被告人不到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等原因长期不归案的。同时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原则，允许法院缺席判决并可以强制执行负赔偿责任人的财产，以免被害人长期处于不利境地.
3、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建构
我们制度可以初步设计为对于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的犯罪行为，刑事被害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英美法系国家都以判例的形式对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精神损害以赔偿。英国采用支付令的形式责令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包括人身攻击、胁迫、精神折磨的损失。我国的具体赔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精神损害程度、被告人过错程度、主观动机、行为手段、场合、方式，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受诉法院地的生活水平等来确定。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条件一般可以限定为：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侵害行为与被害人精神损害存在因果关系。[10] 通过以上制度的设立，以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抚平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疏通其不满，以衡平保护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彰显法律之正义。




参考文献
[1]榷桥隆幸.美国刑事程序中被告的作用[J].刑法杂志，29.2.
[2]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研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4号


《黑龙江省水文管理办法》业经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省人民政府第五十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二○一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省　长 王宪魁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黑龙江省水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文管理，规范水文工作，发挥水文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文站网规划与建设，水文监测与预报，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监测资料汇交、保管与使用，水文监测设施与监测环境的保护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水文事业应当纳入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事业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

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行署）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安排相应的资金，支持和促进本行政区域水文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文工作，其直属水文机构（以下简称水文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水文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流域水文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组织编制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应当依据国家水文技术标准编制，并服从流域、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是发展水文事业的依据，一经批准，应当严格执行。

第六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水文站网建设规划和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按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程序，组织实施全省水文站网的建设工作。省水文机构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水文情势变化，及时开展水文调查，适时提出优化、调整水文站网建设规划的建议，并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七条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分为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一般水文测站。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应当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批准；其他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备案。

第八条　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覆盖的区域，确需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经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批准。其中，因交通、航运、环境保护等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前，应当书面征求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的意见。撤销专用水文测站，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专用水文测站报流域管理机构批准设立或者撤销的，应当同时报省水文机构备案。

第九条　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应当设立专用水文测站：（一）总库容在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二）总装机容量在五万千瓦以上的大中型水电站；（三）总库容在一百万立方米以上并且承担防汛任务的小型水库；（四）设计流量每秒四立方米以上的引水工程或者提水工程；（五）日取水量在三千立方米以上的水井工程。其他取用水设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或者监测设施。

第十条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设站技术规定，遵守国家水文观测技术标准；（二）具有开展水文监测活动所必需的场地和基础设施；（三）具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文监测专用技术装备和计量器皿；（四）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人员。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专用水文测站建设审批申请书；（二）专用水文测站建设项目建议书；（三）申请单位从事水文水资源监测工作技术人员从业能力相关证明。

第十二条　符合国家基本水文测站条件的专用水文测站，应当纳入国家基本水文站网管理，其经费渠道不变，并根据测站级别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报批。

第十三条　专用水文测站和从事水文活动的其他单位，应当接受省水文机构的行业管理。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其他设立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单位，应当遵守水文管理规范，接受水文行业管理，并承担水文测报任务。专用水文测站和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建设竣工后，应当由省水文机构参与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设立单位应当将专用水文测站和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设立、运行管理费用纳入经费预算，并保证监测活动的正常开展。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利工程需要配套建设或者更新改造水文测站的，应当将水文测站的建设或者更新改造经费纳入工程建设概算。


第三章　监测与预报


第十五条　从事水文监测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保证监测质量。未经批准，不得中止水文监测或者改变监测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漏报、迟报、瞒报或者报送虚假水文监测数据。

第十六条　水文机构应当加强对江河湖库、渠道等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水质监测，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提供及时、准确的监测资料。

第十七条　水文机构应当根据河道水工程运行管理的需要，加强对河道水工程防洪调度和水资源调控的监测。

第十八条　水文机构设立的承担地表水和地下水水位、雨量等观测任务的站点，可以委托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相应的监测任务。受委托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委托事项和要求从事监测活动。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情、雨情、旱情等信息监测系统和洪水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承担水文信息采集和情报预报任务的水文测站，应当及时、准确地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实时水情信息以及水文情报预报。水文机构为编制水文情报预报需要使用其他部门和单位设立的水文信息采集站点的资料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无偿、及时提供。

第二十条　水文情报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经授权的水文机构发布。其中，重要洪水情报预报、灾害性洪水预报和旱情分析预报，由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发布。禁止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

第二十一条　新闻媒体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和防汛抗旱要求，及时播发、刊登水文情报预报，并标明发布时间和发布机构名称。


第四章　资料汇交与使用


第二十二条　水文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审定制度。从事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水量、水质监测以及其他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对水文监测资料进行整编，并按照要求向有关水文机构汇交。重要地下水源地、超采区的地下水资源监测资料和重要引（退）水口、在江河和湖泊设置的排污口、重要断面的监测资料，由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向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汇交。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取用水工程的取（退）水、蓄（泄）水监测资料，由工程管理单位向工程所在地水文机构汇交。

第二十三条　水文机构应当妥善储存和保管水文监测资料，并建立水文数据库。基本水文监测资料应当依法公开，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获得水文信息提供便利。需要保密的，其适用范围与密级的确定、变更、解密和使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二十八条以及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让、转借、出版水文机构提供的水文监测资料或者将其用于其他营利性活动。禁止伪造、篡改、损毁水文监测资料。

第二十五条　下列活动所依据的水文监测资料，应当由水文机构提供或者经省水文机构审查：（一）编制各类综合性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二）编制水量分配方案、水量调度预案、水土保持方案、水文预报方案以及用水计划；（三）水资源调查评价、防洪影响评价和重大项目水资源论证；（四）重要的取水、排水和排污口的新建、改建、扩建；（五）处理水事纠纷和查处水事违法案件；（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活动。具体审查办法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章 设施与监测环境保护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擅自使用或者移动水文监测设施，不得干扰正常水文监测活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因水毁、雷击、山体滑坡等不可抗力遭受破坏的，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修复，确保其正常运行。因河岸坍塌、河道淤积、河势改变等，导致已建水文监测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的，水文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水文测验河段顺直清淤等整治措施，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二十七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及其设施。因重大工程建设确需迁移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立项前报请对该站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的，水文机构应当采取应急措施，保证水文监测工作在迁移期间的正常开展。

第二十八条　国家依法保护水文监测环境。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划定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在边界设立地面标志，并向社会公布。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按照以下标准划定：（一）监测河段：水文监测断面上、下游各五百米到一千米，左、右岸历史最高洪水位范围；（二）监测设施：测验操作室、自记水位计台、水文码头、过河缆道的支架（柱）以及锚碇周边二十米；（三）水文观测场：水文观测场地周边三十米。水文观测场地周边三十米以外有障碍物的，障碍物与观测仪器的距离不得少于障碍物顶部与仪器口高度差的两倍。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一）种植林木和高秆作物，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停靠船只；（二）倾倒、堆放废弃物、物料；（三）取土、挖砂、采石、挖矿、淘金或者爆破；（四）在水文监测断面影响范围内取水、排污；（五）在水文监测断面、观测场地、过河设备的上空架设线路；（六）设置坝埂、捕鱼网具等阻水障碍物；（七）其他对水文监测有影响的活动。

第三十条　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建设单位在项目立项前，应当报请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工程建设项目设计中列入工程影响补救方案，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水文测站原有功能后方可建设，因此而增加的改建费、作业费和运行费等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文测站所需用地，由对该水文测站有管理权限的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文测站用地标准合理确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报，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已有水文测站用地应当依法进行确权划界，办理土地使用证书。

第三十二条　在通航河道中或者桥上进行水文监测时，应当依法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船只、车辆应当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三条　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水文监测工作提供通信保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干扰或者破坏水文机构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有线通信线路。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毁坏、擅自使用或者移动水文监测设施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转让、转借、出版水文机构提供的水文监测资料或者将其用于其他营利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五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所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水文监测，是指通过水文站网对江河、湖泊、渠道、水库的水位、流量、水质、水温、泥沙、冰情、水下地形和地下水资源，以及降水量、蒸发量、墒情、风暴潮等实施监测，并进行分析和计算的活动。水文监测设施，是指水文站房、水文缆道、测船、测船码头、监测场地、监测井（台）、水尺（桩）、监测标志、专用道路、仪器设备、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附属设施等。国家基本水文测站，是指为公益目的统一规划设立的，对江河、湖泊、渠道、水库和流域基本水文要素进行长期连续观测的水文测站。专用水文测站，是指为特定目的设立的水文测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