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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一次经济论坛上笔者的讲稿，后被《财经报道》杂志略加修改后刊发于2003年6期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瓶颈”的深层原因
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赞叹不已时，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却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最强烈的一次“瓶颈期”！这次瓶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上市公司这几年丑闻不断、败绩连连，比如银广厦、生态农业（原名蓝田股份）、郑百文、农商社、猴王等等。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除了一部分真正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之外，其余的也在这几年里相继陷入了困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这几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3年里，“排头兵”的腰杆不直了，弯了下去，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垮了下来，成了“病力军”。这足以使我们警醒——中国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强烈的瓶颈效应？深层原因在哪里？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目前以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市场经济瓶颈”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没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之历史遗症！这才是内因，是最关键的原因。
剖析一：两权分离、法人财产权、经营者代理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是由于市场经济越向更高阶段发展，企业规模就越大，社会分工就越细，所有者越没有足够精力和能力去直接管理企业，必须把企业交给专门的经理人（即职业经理人，或称支薪经理人）去具体经营。这样，就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法人财产权是法律强制规定的、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一种法定权利，它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免受股东非法操纵的“法律之盾”。
经营者（经理层）所控制、使用的财产，虽然从本质来源上说是股东的出资，但按照法律规定，却是直接地、合法地来源于法人所拥有的财产。况且，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雇佣关系中，所有者很难确切知道经营者的真正能力、禀赋、以及他所掌握的经营信息，二者之间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例如，经营者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肯定掌握了一些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只有经营者自己知道，所有者很难了解详情，如此，经营者就可能利用这些不对称的信息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追求不正当的个人私利最大化，从而损害公司和所有者的利益。这就产生了“经营者代理风险”的问题。
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里，两权分离远比非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彻底得多，因此也更容易滋生经营者代理风险。这就是近几年我国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频频“出事”的内因。
剖析二：科斯定理、外部性、内部化。
科斯定理也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里，绝大多数董事、监事、经理都是“纯粹的打工者”，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国有企业的这种现象更是明显、普遍。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刘大洪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中国国情与日韩奇迹、后发优势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这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场导向型，以美英为典型；二是银行导向型，如日韩等国。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但从中国当前的国情来看，应偏向于银行导向型。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日本、韩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二战之后，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日韩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二战后的日韩，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日韩，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日韩。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日韩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中国的两难选择：日韩衰退与美英稳健
如上所述，中国应倾向于借鉴日韩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九十年代初以来，日韩曾经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风光不再，日韩经济模式的弊端终于浮出水面，两国的许多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多家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在于两国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该模式使企业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企业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企业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我们对二战之后（注意是二战之后）美英发生的银行危机与日韩发生的银行危机进行一番对比，会发现一个规律：美英的“银行”危机大都是“纯粹的银行危机”，很少大面积地、严重地波及整个国民经济，通常不会导致企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闭；而日韩的“银行”危机则会演变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远远超出“纯粹银行”的范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鲜明对比？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刘孟奇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美英是市场导向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市场而不是银行，在市场上融资时，主要靠公司业绩，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这逼着企业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业绩做好。最终，企业就是健康的企业，国民经济也是稳健的经济，不会出现全局性的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也不会出现普遍性的大衰退大危机。（虽然2001-2002年的美国纳斯达克“网络股”出现了大滑坡，但那只不过仅仅局限于网站公司范围内，波及面十分有限。）
中国在构建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时，面对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和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会陷入两难之中：中国当前“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要求倾向于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却令我们必须慎重思考；而如果借鉴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其发展速度明显不合我们所望。
综合利弊，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路”，即：仔细分析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各自的优缺点，取其优而弃其缺、扬其长而避其短，前期为了“后发优势”，银行导向型为主、市场导向型为辅；中期为了“平稳过渡”，二者并重，综合发展；然后为了“长治久安”，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左倾或右倾的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突破瓶颈的九项具体对策
通过考察分析有关国家的经验及教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遇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最明显的一次瓶颈，这次瓶颈是由公司治理结构造成的，能否以及如何突破这个瓶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或许，下述九项具体对策不失为一些良方：
1、国有股减持。前文已经论述，国有企业及国有股会产生“双重代理风险”，包括经营者代理风险和所有者代理风险。针对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股减持”，国有资本淡出竞争性行业，让渡给民营资本。
2、大力培育直接融资渠道，包括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等。这有利于将来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
3、允许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在巩固传统的几大商业银行的同时，发展中小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能较有效地避免“国有银行的经营者道德风险。”
4、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它能以专业的、高效的、廉洁的手段去行使股东权、监控经营者的行为。
5、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限制大股东的任意操纵权。大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对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控制，来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从长远看，这十分不利于培育健康的、普遍的直接融资渠道，不利于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6、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禁止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多权集于一人”之现象，防范内部人控制和经理层腐败。股东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聘用高层经理，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监督，同时，它又代表股东来监控经营者。董事会在我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居核心地位。
7、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人才市场来选拔、聘用人才，而不是通过行政任命、暗箱操作。人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商品市场一起，共同构成将来“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的坚实基础。
8、推进“人才配股期权计划”、以及“员工持股计划”，来防范经营者代理风险。
9、完善法律法规，使公司董事、监事、主要经营者负起法律责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使这些负责人畏惧法律，不敢损公肥私。









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政府


济宁市专利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专利管理，保护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山东省专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专利管理、专利纠纷的处理和调解、专利违法行为的查处及其他与专利管理有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将专利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对专利工作的领导，从经费保障等方面予以支持，协调处理专利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市知识产权局负责全市专利管理工作，县（市、区）专利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管理工作。
财政、经贸、科技、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税务、海关、质量技术监督、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专利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专利行政执法、专利人才培训、专利申请资助、专利奖励、专利宣传、专利技术实施以及专利战略研究等工作。
第六条 专利管理部门应指导企业事业单位开展专利工作，引导、帮助其建立和完善专利管理制度，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在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进出口工作中，应建立与专利有关的研究开发工作档案，进行专利信息查询、检索和跟踪，对符合条件的发明创造应及时申请专利。
企业事业单位应建立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完善各项保密措施。
第八条 未经单位许可，个人不得将与职务发明创造有关的、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泄露或者出卖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参与职务发明创造有关活动的人员，调离原单位时，应在调离前将其参与职务发明创造的有关实验材料、试验记录、样品样机及其他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全部交回原单位，并对其承担保密义务，不得将其申请专利或者公开发表。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就专利申请权、专利申请费用和专利年费以及利益分配等事项作出约定：
（一）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二）个人在兼职活动中完成的发明创造；
（三）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
（四）委托他人完成的发明创造；
（五）在其他单位进修学习期间完成的发明创造；
（六）订立科研与开发合同的；
（七）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鼓励和支持员工进行发明创造并申请专利，尊重员工的非职务发明创造。
第十一条 依法取得专利权的单位，应自取得之日起3个月内，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励。发明专利的奖金每项不少于2000元，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奖金每项不少于500元。
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金，企业可以计入成本，事业单位可以从事业费中列支。
第十二条 取得专利权的单位应在专利权的有效期限内，每年从实施发明创造专利获取的税后利润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专利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报酬。其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不低于5%，外观设计专利不低于2％，也可以参照上述比例，一次性给付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取得专利权的单位转让专利权或者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的，应自收到转让费或者许可费后3个月内，提取不低于该费税后的25％作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报酬。
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报酬，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三条 专利权人可以专利权作价出资入股。专利权作价出资入股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合作双方约定。
专利权作价出资入股，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专利的价值进行评估，涉及国有资产的，评估结果报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备案。
专利权作价出资入股，专利权人应拿出不低于专利权入股时作价金额25%的股份，或通过期权、期股的形式，用于奖励职务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专利权人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由省专利管理部门认定的专利文献检索机构出具的专利检索报告：
（一）申报重大科研和新技术、新产品立项的；
（二）从事专利技术、产品、设备进口贸易的；
（三）以专利技术、设备作为投资或者开办企业的；
（四）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的；
（五）在技术、产品、设备出口贸易中，涉及进口国家或者地区专利权的；
（六）其他需要出具专利检索报告的。
列入政府计划或者政府参与投资的研究与开发项目，项目承担者在申请立项、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及项目完成后，均应向项目管理部门提交所涉领域的专利检索报告。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由市知识产权局报省专利管理部门，按规定认定专利的真实性、相关性及有效性：
（一）申报市级以上科技、经济计划的项目中含有专利权的；
（二）以专利权作价出资或者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三）请求专利管理部门或者海关保护专利权的；
（四）设立企业、引进境外技术或者从事境外来料加工涉及专利权的；
（五）技术或者产品出口项目中，涉及进口国家或者地区专利权的；
（六）商品销售中涉及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的；
（七）举办各类技术与产品展览会、展示会、推广会、交易会，涉及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产品、产品包装或者产品说明书上标明专利标记的，应同时标注专利类别和专利号。
第十七条 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应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并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省专利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八条 宣传、推销专利产品和专利方法，应明示该专利权有效的证明文件。
广告中涉及专利的，广告主应向广告经营者、发布者提供专利管理部门出具的专利证明；否则，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或者发布该广告。
涉及专利的广告应当同时标明或说明专利类别和专利号。
第十九条 设立专利代理、咨询、评估、信息等中介服务机构，须经省专利管理部门批准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举办专利技术、产品的展览会、展示会、推广会、交易会，应向同级专利管理部门备案。设立冠以“专利”名称的单位，应征得同级专利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中介服务，不得损害专利权人、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十一条 专利纠纷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报请省、市专利管理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专利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阻碍或者拒绝。
第二十三条 专利管理部门查处涉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对涉案产品进行抽样取证；
（三）现场检查、摄录或者登记保存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或者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物品和设施；
（四）查阅、复制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或者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合同、帐簿、标记等资料；
（五）调查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或者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专利管理部门举报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专利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举报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的制度，公布举报方式，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五条 构成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或者冒充专利行为的，由专利管理部门责令行为人限期采取下列改正措施，并予以公告：
（一）在制造、销售的产品及其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或者制造、销售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的，清除该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专利标记和专利号与产品难以分离的，销毁该产品；
（二）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专利号或者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立即停止发布该广告、停止散发宣传材料，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承认错误，上缴尚未发出的宣传材料；
（三）在合同中使用他人专利号或者在合同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立即通知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变更合同的有关内容；
（四）伪造、变造他人专利证书、专利文件、专利申请文件或者伪造、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专利申请文件的，立即停止其违法行为并上缴其伪造、变造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五）其他必要的改正措施。
第二十六条 假冒他人专利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冒充专利的，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单位或者个人为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提供便利条件的，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妨碍专利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告，与当事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由专利管理部门或者登记管理机关依法予以处理；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专利行政执法人员在专利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索取、收受贿赂的；
（三）挪用、贪污办案经费或者侵权案件处理费的；
（四）包庇或者纵容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五）向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单位或者个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六）泄露当事人的技术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
（七）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三十二条 专利管理部门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