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搞活房地产二级市场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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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元市税收征管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

广府办发〔2012〕3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广元经济开发区、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

《广元市税收征管保障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广元市税收征管保障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构建税收征管保障机制，规范税收征纳行为，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广元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税收征管保障，是指有关部门、单位依法实施监督和协助管理，向税务部门提供涉税信息等支持协助税务机关开展税收征管工作措施的总称。

第三条　税收征管保障的机制构建,以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为原则，以部门联动、综合治理、源头控管为主要方式，以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为目标。

第四条　广元市税收征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税收征管保障工作的统筹、协调和领导，具体事务由税收征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

各县区人民政府、广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当加强对税收征管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税收征管保障措施，对税收征管保障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

第五条　税务部门应当发挥税收征管保障的主导作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优化纳税服务，依法组织税收收入。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修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涉税信息以及协助税收管理的意见。

第六条　政府部门、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支持、协助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第七条　依托电子政务外网建立全市统一的经济税收公共信息共享平台。县区人民政府、广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当健全相关部门之间的经济税收公共信息共享制度，逐步实现互联互通。

第八条　政府部门和公用事业企业单位应当确定相应机构及人员，通过经济税收公共信息共享平台，按照下列规定将本部门、单位涉税信息如实提供给税收征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发展改革部门及时提供年度重大建设项目计划信息；按季提供投资建设项目立项批复信息，建设项目招标中标信息，《煤炭经营许可证》核发信息。

（二）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按季提供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认定信息，企业改组改制及破产信息，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信息。

（三）教育部门按季提供新办各类民办学历教育、民办非学历教育、民办托儿所、民办幼儿园等项目信息。

（四）科技和知识产权部门及时提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信息；按季提供专利、创意设计登记备案信息，专利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信息，科技成果和专利权转让信息，科技补贴拨付信息。

（五）公安部门按月提供种经营监管、机动车车辆登记使用、入境人员登记、印章管理信息；按季提供打击虚开发票和假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信息，《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变更、注销信息，特定行业购销火工产品审批信息。

（六）民政部门按季提供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年检信息，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宗教活动场所等非营利社会组织的登记、变更、注销信息；按年提供地名命名更名信息。

（七）司法部门按季提供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及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变更及注销信息，办理公证事项的相关信息；按年提供律师从业信息。

（八）财政部门按季提供政府采购中标及支付信息，涉及纳税人的财政补贴、奖励项目及拨付信息，财政拨款建设项目及拨款明细信息，集中支付的大额发票票面信息。

（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季提供《就业失业登记证》的核发信息，向营利性医疗机构、药店支付医药费的分户信息，《企业实体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核发、年检信息，劳动和就业培训教育机构登记、变更、注销信息。

（十）国土资源部门及时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信息，土地整理项目信息；按季提供土地征用信息，《采矿许可证（非煤矿山）》核发、年检及出让、转让等权属变更信息，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信息，《建设用地批准书》核发信息。

（十一）规划建设和住房部门按季提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信息，市政建设项目及资金支付信息，商品房预售许可信息，商品房网上签约及备案信息，房屋登记信息，市政建设配套费等信息。

（十二）交通运输部门按季提供本级直接管理的交通建设项目及资金支付信息；运管部门按季提供车辆营运证及车辆维修资格证核发、变更信息；航务管理部门按季提供船舶营运证核发信息。

（十三）水务部门按季提供水利建设项目及资金支付信息，河砂竞标拍卖及产量核定等信息。

（十四）农业部门按季提供农业建设项目及资金支付信息，农用车辆登记信息，农机经营网点及补贴发放信息。

（十五）林业和园林部门按季提供林木采伐许可证、准运证核发信息，林业和园林建设项目及资金支付等信息。

（十六）商务部门按季提供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信息，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信息，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转让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权技术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信息，特定项目经营网点及补贴发放等信息。

（十七）文体和新闻出版部门在大型营业性演出、商业性体育比赛或者其它重要文化体育活动前10个工作日内提供活动的相关信息；按季提供音像、歌舞厅、网吧等行业《文化经营许可证》核发、变更及注销信息。

（十八）卫生部门按季提供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变更、注销信息，营利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认定等信息。

（十九）审计部门按季提供被审计单位少缴税款以及发票违法违章信息，受托代征单位截留挪用代征税款等信息。

（二十）环保部门按季提供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建设项目及资金支付信息。

（二十一）安监部门按季提供非煤矿山企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变更、注销等信息。

（二十二）统计部门按季提供本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产品销售收入、成本、费用、利润信息，本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分行业的利润率和本地职工平均工资等信息。

（二十三）粮食部门按季提供粮食收储经营企业审批等信息。

（二十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季提供餐饮服务许可信息，《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变更、注销信息，医疗机构生产自制药品信息。

（二十五）招商部门按季提供招商引资项目信息。

（二十六）国资部门按季提供监管企业分离、兼并、划转、改组改制信息，技术改造项目等信息。

（二十七）煤管部门按季提供《煤矿开采许可证》核发、年检及出让、转让等权属变更信息，煤炭企业计划产量、开采数量等信息。

（二十八）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按年提供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超比例提取、缴纳及贷款发放等信息。

（二十九）工商部门按季提供登记注册、变更、年检、注销、吊销等信息，股权变更、转让及其各方明细登记信息。

（三十）质监部门按季提供企业、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登记、变动信息。

（三十一）人民银行按季提供纳税人开户信息，售汇、付汇、收汇明细信息。

（三十二）银监局按季提供金融机构登记、变更、注销信息。

（三十三）残疾人联合会按季提供残疾人安置信息。

（三十四）电力部门按季提供供电建设工程项目及资金支付信息，本地发电企业上网电量、电价等信息；水、电、气等经营单位按季提供特定纳税人水、电、气耗用量等信息。

（三十五）各类财产保险公司按季提供财产保险理赔中大额维修发票信息；民爆公司、盐业公司、烟草批发企业、成品油批发企业、药品批发企业按季提供商品销售（批发）等明细信息。

（三十六）上述部门、单位及其它部门应当按照税收征管保障领导小组的要求，向税收征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税收征管需要的其它涉税信息。

上述部门和单位当期未产生信息的，实行零报送制。税务机关应当做好提供涉税信息的辅导工作。

第九条　第八条规定的应及时提供涉税信息的，在信息发生后的2个工作日内提供；按月提供涉税信息的，在次月10个工作日内提供；按季提供涉税信息的，在下一季度首月15个工作日内提供；按年提供涉税信息的，在次年1月底前提供。

第十条　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税务机关做好以下税收管理工作：

（一）公安部门与税务机关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共同打击逃税、骗税、抗税等税收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查处税务机关移送的涉税犯罪案件及其它涉税违法线索，并将查处结果通报税务机关；协助税务机关查询纳税人以及其他涉税人员身份证明、境内外人员出入境记录等信息；协助税务机关实施阻止欠税人出国离境措施；及时依法处理阻挠税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

（二）科技和知识产权部门及时查处涉嫌虚报研究开发费用、伪造技术合同及骗取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案件，并将查处结果通报税务机关。

（三）民政部门及时查处涉嫌骗取福利企业资格的案件，并将查处结果通报税务机关。

（四）司法部门协助税务机关加强对全市法律服务机构的税收管理。

（五）财政部门协助税务机关查询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按照规定在年度预算中安排国家、省、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有奖发票兑奖、涉税举报经费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委托代征的手续费；及时移送财政财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涉税违法行为；在拨付政府投资性项目资金时，督促建设单位按规定缴纳税费;监督预算单位执行发票管理规定，协助税务机关查处预算单位的发票违章行为。

（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协助税务机关查询《就业失业登记证》核发、社保缴纳等信息。

（七）国土资源部门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查询、查封纳税人以及其他涉税人员的土地使用权；对税务机关委托拍卖或者变卖纳税人以及其他涉税人员的土地使用权的，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对申请办理矿产、土地权属变更手续的单位和个人，发现不能提供正式发票、完税证明或者不征税证明的，责成其向税务机关结清税款后再予办理。

（八）规划建设和住房部门协助税务机关查询招标合同备案、房屋销售合同备案情况；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查询、查封纳税人以及其他涉税人员的房产；对税务机关委托拍卖或者变卖纳税人以及其他涉税人员的房产所有权的，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对申请办理房产权属变更手续的单位和个人，发现不能提供正式发票、完税证明或者不征税证明的，责成其向税务机关结清税款后再予办理。

（九）审计部门将被审计对象是否依法履行税收缴纳义务、遵守发票管理法规作为必审内容；及时移送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涉税线索，并提供相关的审计资料；税务部门对审计部门移送的涉税事项应当及时清收，并将清收结果及时反馈审计部门。

（十）煤管部门在办理有关煤炭生产许可证件转让、变更时，审核契税、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相关税款是否已足额缴纳，凡无税收完税证明的，责成其向税务机关结清税款后再予办理。

（十一）工商部门对申请办理工商注销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发现不能提供税务登记注销证明的，告知申请人先到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后再予办理；对税务机关依法函请同级工商部门吊销企业、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工商部门依法办理吊销手续。

（十二）有关银行和金融机构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开立、变更和注销情况；协助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

（十三）上述部门、单位及其它部门、单位，按照税收征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查询其它涉税经济信息，开展其它税收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对取得的付款凭证应当严格审核，查验真伪，凡不符合规定的票据，不得作为报销凭证。对于税务机关提请代扣代缴税款的，给予协助。

第十二条　税务机关根据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对零星分散、异地缴纳、便于源头控管的税收实行委托代征，有关部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代征税款时，应当出示委托代征证书并开具税收票证或证明。纳税人拒绝的，及时告知税务机关。

第十三条　税收征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的涉税信息应当科学分析、综合利用，不得用于税收管理之外的其它用途。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四条　政府部门需要调取经济税收公共信息共享平台及税务机关的有关信息时，税收征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无偿提供。

第十五条　市政府目标管理办公室会同市税收征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对各部门、单位参与税收征管保障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县区人民政府、广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定期对本级税收征管保障工作情况和成效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涉税信息情况；

（二）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税收管理情况；

（三）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代征税款情况；

（四）有关部门和单位作为扣缴义务人扣缴税款的情况；

（五）税务机关通过税收征管保障措施，组织税收收入情况。市人民政府、县区人民政府、广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税收征管保障工作考核优秀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六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及时提供涉税信息，未能有效协助管理，造成税收损失的，税务机关应当报告本级人民政府，由本级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对有关部门及其责任人员作出处理。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税局和市地税局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小卫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行政审判“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这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前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一般认为这里的“参照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对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章参酌、鉴定之后，决定是否适用。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符合法律的规章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适用该规章，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可以不适用该规章，判决撤消原具体行政行为。”①由此可见，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行政审判中的“参照”地位而其作用仅在于：当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在认定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参照适用”，从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

这种通说观点，究其实质，只是在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在行政规章被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时则会产生诸多问题，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法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各种论断均难以自圆其说。

下面就有关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所导致产生的诸多法律疑问略作探讨。

问题一：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有关行政规章的适用问题，总是在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章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必须作出是否适用作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的决定。一般的学术观点总是拘泥于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行政规章是否具有完全的自决权，即认为法院在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后，若行政规章符合法律、法规或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则必须使用该规章，反之则必不得适用该规章。这属于法制观念淡薄时期，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深刻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则少有人论及。这就是究竟该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对此，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条文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作出确切的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

其一，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适格主体是谁？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行政规章。这里实施参照行为的主体无疑是人民法院，而且也只能是人民法院。根据通说认为的“参照”即审查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那么据此即可得出结论：在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诉讼中，认定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适格主体应是受理审理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

其二，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应是什么？是确认制定行政规章的主体是否适格，是看行政规章所确定的条款内容是否合法，还是考虑行政规章的制定是否有一定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明确的规定。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了。而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必将产生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缩小具体行政行为稳定性的双重不利后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必将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并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这一问题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司法机关在审理行政纠纷案件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规定本身所导致产生的，故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是无法予以妥善解决的。

问题二：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认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还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全面认定呢？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行政规章的行政案件时，必须对是否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作出明确的认定，而决定是否能“参照适用”的前提是认定该涉及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这就必然涉及到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作出整体的认定，还是仅就与行政诉讼案件有关联的局部内容作出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问题。这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同样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假设予以更进一步的分析。

假设一，规定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是对行政规章整体内容的认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只要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照行政规章作出的，则人民法院就可以据此对该行政规章进行全面整体的司法审查，并进而认定其是否合法有效，能否在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判中适用。这样则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就具有进行全面审查的权利。如此，则会导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中与该正在审理中的行政诉讼案件有关的那部分内容经审查是有法律、法规依据且合法有效的，而与该案没有直接关联的该行政规章的其他部分的内容经审查缺少法律、法规依据或因违法而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认定该行政规章无效，并决定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规章不予“参照适用”。而现实中，行政规章因其制定主体的级别较低，程序不规范而存在着诸多的违法现象。如此全面审查，则合法有效而可以“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寥寥无几。这必不利于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故该假设在现实中操作的价值并不大。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涉诉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不应是整体内容的审查。

假设二：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仅是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的审查认定。由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对行政规章依法进行审查时，只能对被诉的具体行为行为所涉及的那部分内容认定是否合法有效，而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涉及的内容则无权进行司法审查。据此，如进一步推论，若多个相同或不同、相关或不相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分别所依据的同一行政规章之各部分的内容在行政诉讼中分别被人民法院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那么，在此假设条件下亦不能对该行政规章作出整体违法无效的定论。这样的结果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意识和制度所不能容许的。

既然这两种假设经推理论证均行之不通，那么是否有第三条路或者其它更便捷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是没有行之有效的第三条路可走的。该问题是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不合理之规定而产生的。

问题三： 在行政诉讼中因人民法院确认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规章因违法无效而导致行政主体在该诉讼中败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则产生这样一个矛盾：部分行政相对人因不依行政规章的规定行事，被有权行政主体依该行政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若该部分行政相对人对此处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又依职权审查认定该行政规章因违法而无效，并判决依该行政规章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那么相应的，这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途径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其他的行政相对人却因充分信赖该行政规章的合法有效性而按照行政规章规定的要求履行了该行政规章对其设定的法律义务。这样，当该行政规章在被前一部分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为违法无效，则遵守并依据该行政规章履行义务的那部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因人民法院确认该行政规章违法无效而作出的判决所侵害。此时，这部分行政相对人虽然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就其整体来说，这种状况导致产生了很低的社会的诉讼的效益，仍是不可取的。因为，首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无论其是否遵守该行政规章并履行该行政规章规定的义务，他的合法权益仍将遭受必然的侵害，而他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就行政主体而言，他依该被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司法审查确认为违法无效而决定不予“参照适用”的行政规章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就必须对所有的行政相对人，包括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和未依据该行政规章行事的行政相对人，均承担不可避免的败诉的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那么，如此不合理之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通过在问题三中的分析，行政规章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与在行政诉讼中受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这种矛盾的产生。

首先，按照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论，行政规章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同时根据宪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制定行政规章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即只有当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行政管理事项已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才能据此制定相应的行政规章。否则，行政规章就是不合法的。行政规章的这种法律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行政规章时，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被诉的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及内容（包括主体、权限、内容、程序）是否合法，以决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依照“制定行政规章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认定，则行政规章具有一般规范性法律文件所共有的特征：即确定性、强制性和不可诉性。而依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行政规章前，应首先对行政规章进行审查的观点，则行政规章又具有可受司法审查性。而这两者本是不相融的。这种不合理现象产生的原因，完全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不合理之规定所导致的。

问题四：《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使得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必将导致行政行为缺乏相对的确定力、拘束力及执行力，从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很难在正常途径及条件下得以实现。

“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法定的依据”②，是指行政行为作出时应具备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并且作到适用法律、法规及规章正确。由此可见行政规章是可以作为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可依行政规章作出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一般看来，所有行政行为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量”、“执行力”的效力。结合前面的论断，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行政主体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个结论不但是一般的行政法原理推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也是确保行政主体依据数量庞大的行政规章作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并能实现行政管理根本目的之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论根据。简言之，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换句话说，就是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是建立在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之上的。那么假设此处的行政规章的效力是不确定的，那又会如何？

行政规章是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行事时的基础和依据。若此基础动摇了或者说作为基础的行政规章是否有效成立是不确定的，那么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荡然无存。也就是说，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被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予以确认前是没有确定力保障的。如此则势必会影响行政主体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使行政管理行为处于社会公众及司法的不信任状态下，这是建设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所不容许出现的。

问题五：人民法院在涉及到行政规章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案件中有权对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司法审查，而行政规章同时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是否会导致使人民法院具有了行政立法权呢？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故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和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无涉。而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可引申解释为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国家行政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确定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在行政诉讼中决定是否“参照适用”。虽然法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司法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但笔者认这是不够严谨的论断。其实这里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实质是确认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并决定其是否可在行政审判中予以适用。而“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则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如果认为相应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撤消或改变的建议。故此可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涉案的行政规章进行是否合法及直接决定是否适用的监督方式，已超越司法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合理界限，在本质上构成越权。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虽被定义为“参照适用”，但行政规章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制定程序却是有着严格的法律、法规依据。即它在经历了规划起草、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应交送政府主管机关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审理、核查，并由行政主管机关的正式会议而非人民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讨论通过，最后还须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签署发布并需备案。在这些法定程序中，并没有那个环节提及人民法院在行政规章的制定、发布及生效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人民法院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的根本实质是对行政立法的越权干预。

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把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置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适用”，在理论及实际操作中有诸多疑问难以解决。故实有必要讨论重新构建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笔者为此特提出如下思路，以供讨论。

行政规章的制定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致使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属“法律适用”的范畴。而正是行政规章的这种属性，导致了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用的混乱。所以要重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有必要对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予以矫正，进而作出新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