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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二○○五年 第24号



关于公布《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的通告



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具体确定标准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的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制定了《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现予以公布，自2005年5月1日起实施。
特此通告。


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
(GJB1-2005)

(2005年4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发布 2005年5月1日实施)

前 言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编号为GJB1-2005。
本标准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建华、翟双合、王立、赵继强、王刚、卢晖、张文忠、肖伟明、傅以诺、秦泽、王钢、臧志成。

引 言
为保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正确地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保证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结合本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实践，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包括：确定当事人责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过错行为分类、当事人责任的分类及组合、依过错行为的交通事故分类。
本标准"确定责任一"列举了一方当事人为全部责任的过错情形；在确定当事人责任时，优先适用"确定责任一"；只有一方当事人有"确定责任一"所列过错行为的确定其为全部责任；双方当事人同时具有"确定责任一"所列过错行为的，双方当事人为同等责任。
无法适用"确定责任一"确定责任时，首先按照附录中依过错行为的交通事故类别确定当事人有无A类行为，其次确定当事人有无附录中B类行为，然后根据"确定责任二"确定当事人责任。
根据本标准"确定责任二"确定双方当事人责任后，任何一方当事人具有饮酒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过错行为的，再根据"确定责任三"加重其一级责任。
"确定责任一"至"确定责任五"未列举的情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责任。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本标准明确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的规则和方法。
1.2本标准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发生的,依照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
2 依据
2.1本标准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3 基本原则
3.1本标准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责任。
4 过错行为分类
4.1本标准将当事人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有关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分为严重过错行为（以下称：A类行为）、一般过错行为（以下称：B类行为）二类。
4.2 A类行为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在发生交通事故中起主要作用；B类行为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中起次要作用。
4.3 过错行为分类见"附录"。
5 责任分类及组合
5.1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五级责任。
5.2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组合为：全部责任与无责任、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同等责任与同等责任。
6 依过错行为的交通事故分类
6.1车辆在路口未按规定让行事故；
6.2车辆在路口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事故；
6.3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未各行其道事故；
6.4车辆在路段未按规定让行事故；
6.5车辆未按规定变更车道、借道通行事故；
6.6机动车未按规定会车、后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事故；
6.7机动车未按规定掉头事故；
6.8机动车未按规定超车事故；
6.9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事故；
6.10机动车违反规定装载事故；
6.11机动车未按规定行车、停车发生的乘车人事故；
6.12行人未按规定通行事故；
6.13未按规定施工、作业事故；
6.14未按规定设置广告牌、管线事故。
7 确定责任一 -- 确定责任的特别情形
7.1一方当事人有下列行为的，为全部责任。双方当事人同时具有下列行为的，为同等责任。
7.1.1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
7.1.2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
7.1.3当事人驾驶车辆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红灯继续通行的。
7.1.4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越过施划有禁止穿越的道路中心线或者隔离设施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或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
7.1.5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进入非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通行范围内，刮撞同向行驶非机动车的。
7.1.6当事人驾驶车辆在人行道或行人通行范围内刮撞行人的。
7.1.7当事人驾驶车辆刮撞依法在人行横道内通行的行人的。
7.1.8当事人驾驶车辆未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
7.1.9当事人所驾驶车辆的装载物在遗洒、飘散过程中，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
7.1.10当事人驾驶机动车倒车时，与车后其它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
7.1.11当事人驾驶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逆行，与顺向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7.1.12当事人驾驶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超越同向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8 确定责任二 -- 根据附录AB分类确定责任
8.1遇有无法适用"确定责任一"列举情形的，按照"附录"中依过错行为的交通事故类别确定当事人有无A类行为，并确定当事人有无附录中B类行为，然后根据以下方法确定当事人责任：
8.1.1一方当事人有A类行为，另一方当事人无A、B类且无其他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有关的过错行为的，有A类行为方为全部责任。
8.1.2一方当事人只有A类行为，另一方当事人只有B类行为的，只有A类行为方为主要责任，另一方为次要责任。
8.1.3一方当事人有A、B二类行为，另一方当事人只有A类或者B类行为的，有A、B二类行为方为主要责任，另一方为次要责任。
8.1.4双方当事人均只有A类行为或者均有A、B二类行为的，双方为同等责任。
9 确定责任三 -- 确定加重责任
9.1根据"确定责任二"确定双方当事人责任后，任何一方当事人有饮酒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过错行为的，仅加重其一级责任。但是，加重责任方根据"确定责任二"已确定为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的，不再加重责任。
9.2双方当事人只要有饮酒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过错行为的，互相不加重责任。
10确定责任四 -- 确定无责任
10.1各方当事人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行为，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当事人均为无责任。
10.2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他方为无责任。
11确定责任五 -- 确定教练员责任
11.1学员在教练员陪同下学习驾驶中造成交通事故的，由教练员承担相应的当事人责任，学员不承担责任。
12确定责任六 -- 确定三方以上当事人责任
12.1三方以上当事人责任，参照本标准确定。
13确定责任七-- 本标准未列举情形的责任确定
13.1凡"确定责任一"至"确定责任五"未列举的情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责任。
14不确定责任
14.1对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确定当事人责任。在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时，仅载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
15道路外交通事故
15.1道路外交通事故不适用本标准。

附录






附录：
当事人过错行为及事故分类表


严重过错行为(A类行为)
1车辆在路口未按规定让行事故
1. 104410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交叉路口时,未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的。
2. 203830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
3. 205117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的。
4. 205117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未让左转弯车辆先行的。
5. 205211 206911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但是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交叉路口，未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
6. 205212 206912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未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
7. 205213 206910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转弯的车辆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
8. 205214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未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的。
9. 206913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非机动车未让左转弯车辆先行的。
10. 304310通过环形路口，进环形路口的机动车未让已在路口内环行或者出环行路口的机动车先行的。
11. 304320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未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的。
12. 305411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未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的。
2车辆在路口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事故
13. 103810车辆在路口未按交通信号指示方向通行的。
14. 205111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划有导向车道的交叉路口，未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通过路口的。
3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未各行其道事故
15. 103510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
16. 103610机动车违反规定进入非机动车道通行的。
17. 103610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进入机动车道通行的。
18. 106710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的。
19. 106710非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的。
20. 303412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和摩托车，未在辅路行驶的。
21. 303610在道路划设的公交专用车道内，其他车辆违反规定进入该车道行驶的。
22. 305511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的。
4车辆在路段未按规定让行事故
23. 104710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
24. 104720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有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的。
25. 207020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的非机动车，在受阻的路段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机动车未让行的。
26. 207020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的非机动车，在受阻的路段借用不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的。
27. 207214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转弯时与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28. 303414行人遇人行道有障碍无法正常通行而借用车行道通行时，车辆未避让借道通行的行人的。
29. 303511借道通行的车辆未让所借车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先行的。
30. 304410机动车进出或者穿越道路，未让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先行的。
31. 304410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进主路的机动车未让在主路上行驶的和出主路的机动车先行，辅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未让出主路的机动车先行的。
32. 305513非机动车在与行人混行的道路上未避让行人的。
5车辆未按规定变更车道、借道通行事故
33. 204420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影响相关车道内机动车行驶的。
34. 205320机动车在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未依次排队，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的。
35. 207010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未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的。
36. 303514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车辆未让右侧车道的车辆先行的。
37. 304913机动车借道进出停车场或者道路停车泊位，妨碍其他车辆或者行人通行的。
6机动车未按规定会车、后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事故
38. 104310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
39. 204812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有障碍的路段上，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在有障碍的路段，未让无障碍的一方先行的。
40. 204812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有障碍的路段上，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有障碍的一方已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的一方未驶入时，未让有障碍的一方先行的。
41. 204813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狭窄的坡路，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未让上坡的一方先行的。
42. 204813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狭窄的坡路，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下坡的一方已行至中途而上坡的一方未上坡时，未让下坡的一方先行的。
43. 204814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狭窄的山路，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未让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的。
7机动车未按规定掉头事故
44. 204910在有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以及在铁路道口、人行横道、桥梁、急弯、陡坡、隧道掉头的。
45. 204920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掉头，妨碍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46. 304210在有掉头标志、标线或者未设置禁止左转弯、禁止掉头标志、标线的路口、路段掉头时，未提前进入导向车道或者在距掉头地点150米至50米处驶入最左侧车道，妨碍行人和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
8机动车未按规定超车事故
47. 104311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时超车的。
48. 104312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
49. 104314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时超车的。
50. 204710超车时，后车未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未从前车的左侧超越的。
51. 204710超车时，未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驶回原车道与被超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
52. 205114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未依次通过，超越前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53. 205116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未依次停车等候的。
9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事故
54. 105210夜间机动车在车行道上发生故障可以移动时，驾驶人未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未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的。
55. 105610夜间机动车未按规定在车行道停放的。
56. 106810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未在故障车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的。
57. 206010夜间机动车在车行道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的。
58. 206311夜间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临时停车的。
59. 206312夜间在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临时停车的。
60. 206313夜间在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临时停车的。使用上述设施的车辆除外。
61. 305011夜间机动车在道路上未按顺行方向临时停车，车身右侧靠道路边缘超过30厘米，未同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
62. 305320夜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确需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车时，未按规定使用灯光、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车身超出应急车道占用车行道，未将故障车警告标志设在被占用的车行道内的。
10机动车违反规定装载事故
63. 205410机动车装载长度、宽度、距地面高度违反规定，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
11机动车未按规定行车、停车发生的乘车人事故
64. 206211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导致乘车人发生交通事故的。
65. 206314车辆未停稳前开车门和上下人员的。
66. 206314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
67. 206316城市公共汽车在站点以外的路段停车，上下乘客时，乘客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的。
68. 304110夜间在无路灯照明的道路上未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的。
12行人未按规定通行事故
69. 105410未避让进行作业的道路养护车辆、工程作业车的。
70. 106210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的。
71. 106210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72. 106710进入高速公路的。
73. 106810 304710夜间机动车在行驶中发生故障、事故时，除抢救伤员、灭火等紧急情况外，驾驶人、乘车人未按规定离开车辆和车行道的。
74. 106910除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法执行紧急公务外，其他人员在高速公路上拦截检查行驶车辆的。
75. 203912红灯亮时，进入人行横道的。
76. 207411在车行道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的。
77. 207412在车行道坐卧、嬉闹的。
78. 303114、303214施工作业、维修、养护人员横穿车行道时，未避让来往车辆的。
79. 305712行人进入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
80. 305713行人在车行道上行走或者兜售、发送物品的。
81. 305714在车行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车辆的。
82. 305716乘坐公共汽车、电车和长途汽车，未待车停稳后上下车的。
83. 305716乘坐公共汽车、电车和长途汽车，未在停靠站或者指定地点候车与进出站的公共汽车、电车和长途汽车发生事故的。
84. 306012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施工、维修、养护等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穿戴反光服饰，横穿车行道时，未避让来往车辆的。
13未按规定施工、作业事故
85. 103110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的。
86. 103220施工作业单位未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的。
87. 103220 303115施工作业单位施工作业完毕，未迅速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导致发生事故的。
88. 203510道路养护施工单位在道路上进行养护、维修时，未按规定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
89. 203520道路施工需要车辆绕行，施工单位未在绕行处设置标志的。
90. 303113作业区周围夜间未在距来车方向不少于100米的地点设置反光的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的。
91. 303213夜间在车行道停车作业时，未在作业现场划出作业区，并设置围挡；未在不少于100米的地点设置反光的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的。
92. 306011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施工、维修、养护等作业的单位，除日常维修、养护外，未在距离作业地点来车方向的1000米、500米、300米、100米处分别设置明显的警告标志牌，夜间未设置红色示警灯(筒)的。
14未按规定设置广告牌、管线事故
93. 102820未按规定设置广告牌、管线等，影响通行的。
一般过错行为（B类行为）
机 动 车
94. 104210 204410 204510 204610 303910 303920 303930机动车违反行驶速度规定的。
95. 105210白天机动车在车行道上发生故障可以移动时，驾驶人未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未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的。
96. 105610白天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的。
97. 206010白天机动车在车行道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的。
98. 206311白天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临时停车的。
99. 206312白天在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临时停车的。
100. 305011白天机动车在道路上未按顺行方向临时停车，车身右侧靠道路边缘超过30厘米，未同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
101. 305320白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确需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车时，未按照规定使用灯光、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车身超出应急车道占用车行道，未将故障车警告标志设在被占用的车行道内的。
102. 203510道路养护施工作业车辆、机械作业时未开启示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的。
103. 204410摩托车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未在最右侧车道行驶的。
104. 205113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未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的。
105. 205115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遇停止信号时，未停在停止线以外的。
106. 205320机动车在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时，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的。
107. 206313白天在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临时停车的。使用上述设施的车辆除外。
108. 206316城市公共汽车在站点以外的路段临时停车的。
109. 303212在道路上进行维修、养护等作业的机动车未开启黄色标志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的。
110. 303310作业车辆占用车道作业时，未按规定开启箭头指示标志灯的。
111. 303411在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大客车、货运汽车、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在快速车道行驶的；但大客车超越前方车辆时除外。
112. 303413实习期内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在快速车道行驶的。
113. 304110夜间在有路灯的路段未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的。
114. 304710白天机动车在行驶中发生故障、事故，除抢救伤员、灭火等紧急情况外，驾驶人、乘车人未按规定离开车辆和车行道的。
115. 305110公共汽车、电车驶入停靠站未在停靠站一侧单排靠边停车；在停靠站以外的地点停车上下乘客导致发生事故的。
非 机 动 车
116. 206910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未靠路口中心点右侧转弯的。
117. 207213醉酒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
118. 207311醉酒驾驭畜力车的。
119. 305412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左转弯时，未沿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缘或者路口中心右侧转弯的。
120. 305413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的。
121. 305511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未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1.5米的范围内行驶，人力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未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2.2米的范围内行驶，畜力车未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2.6米的范围内行驶的。
行人及施工作业
122. 103610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行人未在道路两侧通行的。
123. 303112白天未在作业区周围设置围挡的。
124. 303113白天未在作业区周围距来车方向不少于50米的地点设置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的。
125. 303213白天在车行道停车作业时，未在作业现场划出作业区、设置围挡；在作业区来车方向设置反光的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少于50米的。

关于“附录”的说明：
1．“附录”包括：交通事故分类和过错行为分类。各条内容由序号，法律、法规代码以及过错行为的表述组成。
2．“附录”中条文的编码排列顺序依次为：序号，法律、法规代码。
3．法律、法规代码中的前两位数字系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代码。其中“10”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30”表示《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4．法律、法规代码第三至第六位数字，系指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项。例如：“305511”系指《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略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对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高 军 龙一平


［摘要］和谐是传统中国人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传统中国人将无讼视为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果，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作为传统社会达至和谐的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对能为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无讼　　和谐社会　　　法律文化
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传统中国人将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最简单的对应便是无讼，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1](321)为了达到无讼的和谐境界，传统中国人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控制手段。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研究传统社会中作为达至和谐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以期对该项事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是十分必要的。
一、 无讼——传统中国人追求和谐境界的价值选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２](175-177)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和谐的便是好的。这并非单纯的审美意识，而是他们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当然，也是他们解决一切纷争的出发点”。[3](142)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最简单的对应便是无讼，“无讼不过是和谐延伸到司法上的一个转用词，其意蕴和旨趣是一致的” 。[1](324)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诉讼被认为是一种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所谓“讼，终凶”（《周易·讼卦》），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的破坏”，[4](31)因此，主张“讼不可长”、“讼不可妄兴”，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极力予以反对。
在对待诉讼的态度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最有影响的道家、法家、墨家、儒家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将“小国寡民”、民众“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和谐作为理想社会的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要求人们“无为”，“使民不争”（《老子》第三章），教诲人们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这样的社会自然是无讼的。力主“以法治国”的法家，同样也将无讼视为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刑杀，而是为了定纷止争，“以杀去杀”、“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达到所谓没有纷争和诉讼的“刑措”的境界。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诉讼也被视为对和谐秩序的破坏，故对诉讼也本能地持排斥的态度。早期的儒家吸收了道家“天道和谐”的宇宙观，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为了实现“大同”、“太平治世”的理想，孔子明确提出了无讼的主张，他郑重地宣布：他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其无讼乎”（《论语·颜渊》）。在孔子这里，“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孔子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成为千百年来司法活动和诉讼实践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几乎历朝历代都将其奉为圭臬而遵守之，没有太大的变动。
二、传统中国社会达至无讼境界的社会控制手段分析
历史已充分证实，传统中国人所追求的没有纷争的无讼社会始终只能是一种理想，难成现实，“‘无讼’乃是一个‘几千年的中国梦’，在现实法制生活中，则是没有一日没有争讼，以致官方当局与士人阶层每每哀叹‘世风浇漓’和‘人心不古’”。[5]既然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尽量减少乃至消灭纷争以及在发生纷争后如何和平地解决纷争以达到无讼的和谐境界是传统中国人所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诞生了独特的社会控制手段。
１、利用德主刑辅、礼法互补的模式，将纷争消灭中萌芽之中。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礼”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大法和纲纪性质，又具有人伦道德属性，具有整饬、安定社会秩序，矫正人性的功用，所谓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礼记·曲记》），故“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在强调礼的功能前提下，儒家的政治学说以性善论为基础，对人性充满了乐观，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汉儒董仲舒重视儒教的传统，开始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他以天人感应说为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提出了“阳德阴刑”的理论。东汉时，刘向提出“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的主张。到了唐代，唐太宗则明确地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治国方略。于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治理国家应该“德主刑辅”（《唐律疏议·序》），“统治是以懿行美德而非法律来影响百姓的，毋须绳以法规，只有对野蛮、未开化的人才须实施惩罚”[6](109)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治国的共识。
２、利用调解方式和平地解决已发生的纷争。无讼法观念支配下的古代中国，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清官廉吏，从观念上都将诉讼看成是一种恶，一种不道德、不光彩的行为，因此诉讼的目的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裁断纠纷，而是为了实现无讼，为了“明刑弼教”，因此，司法官办案的第一原则就是：“人有争讼，必谕以理，启其良心，俾悟而上。” 从周代开始，官制中就设有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后历朝官员百姓均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明朝时，法律规定：“各州县设立申明亭。凡民间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理于本亭剖理”。清朝时，《户部则例》规定族长有查举该族良莠之权，即包括对宗族内部纠纷的调处权，其他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了。因此，劝讼、止讼、息讼也成为作为“民之父母”的各级官吏们的重要使命和断案宗旨，力图以此来实现“完赋役、无讼事”的“天堂世界”。与此相对应的是诉讼多则常被视为官吏德化不足和政绩不好的表现，为了达到“政简刑轻”表面上和谐的统治境界，各朝统治者为此发明了“拖延”、“拒绝”、“感化”以及通过立法设“教唆词讼”罪等息讼之术以平息诉讼。[7](164-174)
统治者采用两手以做到纠纷前防范及纠纷后息事宁人，加上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而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影响，传统社会中，中国民众普遍养成了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8](127) 民众普遍形成了以讼为耻，视诉讼为不祥、可鄙之事，无讼即德、无讼则安的心理定势，正如明王士晋《宗祠条规》中的宣称的那样：“太平百姓，完赋税，无讼事，便是人间天堂”。[1](337)民众遇到争讼特别是民事争讼，大多依家族家规、风俗习惯由长辈裁断，或通过亲友族邻出面调解说理，不愿告之官府，法律从而被搁置不用，以致许多巨族大户都以几十年“无字纸入官府”自誉自励，同时还将息讼、无讼的思想记入祖训家法，以规诫后人。如安徽黔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就明白地告之后人：“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并自豪地宣称：“前此我族无一人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及呈词讼事则忸怩不宁，诚恐开罪宗祖，有忝家风。”[9](34)此类的祖训、家规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极为常见。
三、无讼法律文化传统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当代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事实上，就总体精神方面而言，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是一脉相通的，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所说的那样，“和谐社会理念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认同，也彰显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的原则与取向。”[10]建设当代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对传统社会和谐理想下的无讼法律文化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能有所裨益。
（一）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可资借鉴的积极方面：
１、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重视犯罪预防。
作为控制社会和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两种主要手段，法律和道德既相对独立又在一定程度上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维度相互交叉、融合，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作用，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但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大旗下，法律的作用却常常被无限地夸大，“依法治县”、“依法治村”、“依法治校”等浮浅的口号随处可见，甚嚣尘上，“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已被严重庸俗化，一些人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端转到了“法律万能主义”的另一端。事实上，人类的法制史已充分证实了，法律的作用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对此，沈宗灵教授曾有过深刻的论述，“法治的局限性问题，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1）法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3）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相矛盾；（4）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11](17)同样，在现当代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法条主义的僵化、教条、缺乏对人性的关怀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批判，转而强调道德对法律的补充作用，“二战”后西方法律实证主义的衰落和新自然法学的勃兴就是明显的例证。
与当代中国人相比，中国古人很少犯“法律万能主义”、“法条至上”的“法治幼稚病”。传统中国社会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结合”的模式，在德法互补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传统儒家文化重视道德教化，强调道德和法律作用的相互配合，儒家思想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道德教化和刑罚制裁这两者相比较，前者对社会控制更有利。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犯罪是由于后天受外界影响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变，经过后天的教育，人就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预防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古代中国礼法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今天我国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以及正在实施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２、注重调解模式，缓解社会矛盾。
现代社会中，诉讼的激增和程序的日趋复杂化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而诉讼中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弊端使普通百姓难以接近正义，降低了司法在民众中的威信。传统中国社会的调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对秩序和安定的强烈需求，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缓和社会矛盾和对抗、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伦理、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来，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调解制度予以了借鉴，作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的ADR模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据统计，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美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3](148)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体制、利益的调整及各种思想的碰撞导致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不断涌现，同样也遇到了西方社会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掘传统法文化中的调解本土资源，完善并进一步发挥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二）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消极方面的影响：
１、以道德代替法律，对个体而言导致形成双面人性格，对社会治理而言导致人治主义的产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已证实，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法律制度下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始终只是一种空想。传统中国人被迫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就是使人变得虚伪，形成双面人格。对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曾予以了深刻的揭露并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另一个后果是，使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的个性和功能，法律在人民的生活中遂降至次要的地位， “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12](487)因而，德治便成为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这种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必须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进而动摇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不可避免地为人治主义奠定了基础。[13](140-145)
２、奉行法律工具主义，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意识的养成。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它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14](76)无讼价值取向支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属“政府型”抑或“义务型”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们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它所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各朝法律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臣民、子孙等“卑幼”对于君父、官贵等“尊长”的绝对服从的义务，绝少涉及现代社会所关注的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对于老百姓而言，法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应该无条件遵守、服从的规则，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和置喙的余地。因为法律只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工具和一种暴力手段，所以在古代中国，历朝法典编纂的特色之一就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其中都以刑法为核心，体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对民众来说，法就是刑，是一种恐怖的象征，因而人们谈法色变，无不视诉讼和与官府打交道为畏途。这种狭隘的法律工具主义观，至今仍在部分社会主体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法律被视为阶级斗争产物和阶级压迫的工具的观点仍大有市场，法律工具主义也仍被一些执法部门奉为法宝，“运动式”法治现象仍屡见不鲜。受其影响，民众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是一种外来的强制的力量，法律规范价值没有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不利于中国迈向法治社会。
３、调解制度存在着一味打压诉讼，不利于权利的张扬的弊病。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存在的冲突。于是在表面上看来平静、稳定的社会里，个人被紧紧的束缚着，追求“和合”境界，最终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苟且偷安的心态，结果必然带来民众的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抑制社会主体个性的张扬，妨碍人们富有创见的自由探索，扼杀民族的创新精神，最终成为人们思想的桎梏，进而使社会变成一潭死水，微波不兴，为专制政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正如张晋藩先生深刻地指出的那样，“天理愈是法律化，政治与伦理愈和谐；君权、父权、族权愈强化，个人的法律意识与权利观念愈淡薄。四千余年的中国法律历史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发展的。”[15](39)即使在现代法治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仍然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主体的意识之中，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虽然人人都熟悉“依法治国”的口号，都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但人们仍然不敢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也不可能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更不可能不卑不亢地与政府对话。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乃至于对所有的过去的“上喻”、“最高指示”和今天的“红头文件”一概接受，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结语：
中国无讼法律文化根植于传统农业型的乡土社会，它历经几千年积淀而形成，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其影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因此，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传统无讼文化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权利型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建立在现代权利型社会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的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的传统和谐社会是截然不同的。由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作为传统达至和谐境界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因此，必须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庞杂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笔者认为，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法即刑”、视法律为单纯的“禁奸止暴”工具和对封建等级、封建伦常的维护等内容，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地位的低下，民众权利意识淡漠构成了中国迈向法治社会的巨大障碍，而其中的另一些如礼法互补、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解决纠纷的调解模式等内容则至少从形式上又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进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面对不断变动的社会—法律秩序，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契合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部分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诠释，使之转化进而溶入现代法文化生命之中，为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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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4